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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承祖辈的家风
字号:[ ]   发布日期:2018-05-28   浏览次数:   信息来源:宁波日报

冯昭微

  冯宾符1914年出生于慈城,1933年起,以殷宇、殷羽、艾纳、奥松、寿平、定中等笔名发表文章,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复社,主编《译报周刊》,参与翻译斯诺《西行漫记》。历任上海《联合日报》总编辑、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、《联合晚报》主笔、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、社长兼总编辑,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,外交部研究室研究员、新闻司专员,民进第三、四届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,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。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著译有《战后苏联印象记》、《世界政治》(合译)等。

  我是慈城槐花树门头冯君木先生的孙女。祖父殁于1931年,我是1935年才出生的。年轻时老一辈忙于工作,我们忙于学业,很少了解祖父。直到退休,有时间了,通过阅读纪念文章、资料对祖父的学识和为人才有了肤浅的了解。再看父辈和我辈的兄弟姐妹和睦,他们的为人正派、与人为善、刻苦好学等等,才知这是我家的家风。

  ■ 祖父冯君木

  我惊叹在交通、信息传递都大不如今的年代,祖父怎能结交这么多各地的文化名人,又怎会有北京师范大学、广州中山大学等聘请他担任中国文学教授呢?

  祖父一生不入仕途,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,以教书,以在教学中发现人材、培育人才为乐,曾自题楹帖:葆爱后生若珠玉,抛遗世法等唾洟。”1905年,陈布雷在慈溪县中求学时,祖父授国文,很赏识他的作文,评论:条畅有余而凝谧不足,必须加强修辞练句。又指出:文从字顺各率职,知此七字,乃始可以学文。并嘱咐陈课毕可至冯家讲论。从此,陈常在课余假日进出君木先生槐花树门头的家。族侄稚望(即冯定),我辈称其季定叔、学生沙孟海,我辈称其沙家伯伯,家境不好,祖父看到他俩天资聪明、勤奋好学,不但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,还特别关爱他们的成长。记得1973年,我和大哥冯彬去北京大学看望季定叔时,他忆起自己在学生时代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抓捕入狱,由祖父托时任浙江省政府常委的陈屺怀先生找关系疏通。事后上级追查说是重犯,要严办时,季定叔已出狱。

  祖父在指导学生学习时,强调的是主要在立品,有人品然后有文品。他的教育特点,不是单纯的灌输,而是鼓励学生自学、独立思考,再由老师指点、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。他布置沙孟海和我父亲冯都良,阅览《复堂日记》,并嘱他俩试作注释,以广泛了解四部要籍;他对沙孟海学习书法,强调其要多看各名家的碑帖,不能止于临摹,要博览众长,形成自己的风格,又为沙孟海推荐了况蕙风、钱罕、吴昌硕等名师。祖父总是广泛汲取别人的专长;我父亲学文分别得到多位老师的授业,祖父只自教诗词文学。尽管那时全国披靡于桐城古文,而他和少数学者则喜爱魏晋体,崇尚江都;但祖父不排斥桐城派。当时诗风也有两派,他并没因学问上的分歧而影响朋友的交情。处处可见祖父的雅量、风度和品德。

  五四运动时,祖父正在宁波第四师范和效实中学任教,他痛恨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,助推两校的学生组织起来。同时为效实学生自助会的周刊题写刊名,又用金口笔名为刊物撰写文章,有语体评论、有小说与剧本。其中的一篇主题是鼓励爱国志士诛锄权奸,由自助会印成传单分寄全国各大都市的学联会及其他爱国团体。

  四一二事变后,祖父看到沙孟海的几个弟弟投身革命,弄得全家不得安居。就找其四弟史永细谈,劝其要顾念老亲,及时罢休。当得知史永革命志向坚决,肃然动容,转为支持、勉励;并在日记中对史永特笔嘉许,由此可见祖父尊重年轻人及他们的志向。

  祖父的深情厚义博得朋友的敬重和学生的爱戴。祖父与陈屺怀先生是四十年的挚友,祖父去世后,比他年长一岁的屺怀先生连赋悼念诗词十七首,并出一卷专刊《悲回风》。昌硕先生去世前三天还画兰赠予祖父,昌硕先生和况蕙风先生留下遗嘱让祖父撰写墓志铭;祖父病重临危,沙家伯伯从南京(时任中央大学秘书)请假赶到上海,他的日记写下师生送别的情景:师见余至,泪下失声,余亦不觉泫然。顷之,又回头视余,又挥泪;如是者三次,余不得已退至椅后,盖胸中有千万言欲吐出,竟不能抒泄一声,人间伤心事宁有逾此者!

  临终前,祖父的学生守在庭院达数百人,不忍离去。沙家伯伯在《冯君木先生行状》中写道:自冬涉夏,寝疾数月,朋曹候视,趾错于庭,或通宵留侍,未忍违去。比其殇也,皆挥涕失声,哀不自胜,设位会哭,动数百人。自非赅行备德,内修于己,夫孰能感孚俦类若是其至者乎!先生去世后,每年生日忌日学生们两次集会公祭聚餐,并商议整理、出版《回风堂诗文集》诸问题

  ■ 父亲冯都良

 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。童年的识字、诵习诗词、诵读《书经》、《论语》都由祖母亲自教授,祖母的去世,让父亲悲痛不能自拔,性格变得沉默寡欢。祖父心中不安,怜惜地开导他喝些绍兴酒和广交朋友来改变心情,这样喝绍兴酒成了父亲一生的嗜好。受祖父的影响,父亲也不入仕途。父亲先任(上海)《商报》编辑,后任总编辑;他一向不愿意与闻行政方面的事,他以一介书生,周旋于邪正杂处稠人嚣市之间,很不适应。1923年曾写七绝一首:非无贻玖投琼意,终被风吹雨打回。颠倒裳衣空复尔,从知入世要奇才。看到父亲的诗,祖父也赋男儿入世凭心力,要与艰难战一回,脆骨媚肤徒娖娖,饥寒能忍是奇才诗一首,予以教导与鼓励。之后,父亲到上海申报馆工作。

  抗日战争期间,日本人接管《申报》,还要编撰《上海租界史》等,为保全民族气节,父亲毅然辞职。以给业余爱好者上门讲授古文学为生。当年我和姐姐因交不起学费不得已休学一年,直到抗战胜利。

  抗战胜利后,父亲重返申报馆。解放前夕他受上海地下党的旨意,为迎接解放后接管《申报》馆办《解放日报》而组织《申报》馆的有关人士与地下党人在我家会晤商谈。这在当时是冒了极大风险的,且后来走漏了风声,幸而上海很快解放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  解放后,父亲虽任上海新闻图书馆副馆长,而他极少过问行政事务,即使是必问之事也均由办公室主任承办,然而对做学问的业务,父亲却极其认真。他先后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、古籍出版社,常为了一个典故,一个考证,一个断句而翻阅大量书籍、资料。父亲所从事的校释,全是大部头著作,如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据周绍良先生介绍,《全唐文》也是父亲负责校订,二十多人参与。由于当时出版古籍只具出版社,不具校订者的名,也无额外报酬,对此无名又无利的事,从未听父亲有过怨言,在父亲看来,这是我的工作,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20015月底出版界的栾贵明先生曾为出版《全唐文新编》来我家,对我们说:我看过多种《全唐文》校订的版本——包括台湾的,都良先生的水平无疑高出一个档次。我从此话看到父亲治学的严谨。而父亲的为人,前《世界知识》社社长兼总编辑郑森禹先生所撰的《忆冯都良同志》有评价:冯都良同志最高贵的品德是正直清廉。他刚正不阿,嫉恶如仇,有高度正义感。根据他日常言行,他的人生哲学主要可以概括为几个字:勤、俭、廉、诚、和。勤是勤学勤事;俭是俭朴,不尚奢侈;廉是廉洁,不取不义之财;诚是诚实,以诚待人;和是和善谦让,不争名利。

  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只有细心观察才能领悟。母亲徐黎如曾求读宁波女子师范学校,两年后结婚辍学。母亲知书达理,贤惠善良,由于对父亲照顾体贴,形成父亲生活上对母亲的依赖。进入老年后,父亲的情绪也常随我母亲的健康状况而变化,父亲每天会为母亲分好三餐的药片,并督促服用;1970年,父母亲回到慈城居住,每当两老结婚纪念日,父亲会在日记记叙。

  1971123日记:今日为阴历十月十六日,五十年前与黎姥结婚之日,西俗所谓金婚纪念也,忆十年前此日感弟曾发兴号召容舒、意可在中山公园设宴,一家团聚尽欢。今又十年矣,感弟若在当如何兴高采烈,今则已矣,伤哉。” 

  1976126日记:今日为阴历十月十六日,五十五年前余与黎姥结婚之日也,弹指光阴如同梦寐,颠沛一生,奄其尽矣。

  暂居慈城的年月,父亲每天阅读英文原版小说与英文杂志,或重读古诗、古史、古典文学作品。19742月,父亲到慈城医院测量血压为102—200,他在222日的日记写下:我披览英文书刊每日原在五小时以上,此虽属消遣性质,而查阅辞典颇费脑筋,正同学生读书一般,于休息意义上似大有妨,故以后拟予限制每日不超过三小时。

  那时的父亲还能全文背诵毛泽东的《老五篇》,一是赞同文中的哲学观点,一是为锻炼自己的记忆力。

  ■ 大哥冯彬

  在同辈诸(堂、表)兄弟姐妹中,大家习惯称呼我的兄长为大哥,大家参加工作后,改称他参加革命后改用的姓名冯彬。19455月,大哥通过堂兄冯昌伯从苏区白区采购药品、军需物资的乌蓬船到苏北解放区去,那时他才16岁,个子还没枪杆子高,行军时,人家背枪是直挎的,他只能横端,否则枪托会碰地面。

  那时经常有急行军,因吃的是粗粮,最痛苦的是解不下大便,又怕赶不上队伍。有几次,冯彬与死神擦肩而过;一次夜间行军,他从二层高的高处坠落,腿部骨折,不得不由战友背着行军;一次下乡,被还乡团包围,幸而突围成功。一次他被临时抽调去执行文书任务,而原战斗队的战友们正是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全部牺牲。此后的冯彬一直从事新闻工作,从新四军政治部到襄阳的湖北子弟兵报社;从广州中南军区战士报社调到解放军报社,到新华社国际部,新华社参编部要闻组等,并获得高级编辑职称,这期间,无论酷暑还是寒冬,无论刮风、还是下雨、下雪,他几乎每天早上五点多骑车出门,到办公室,先扫地擦桌再打开水泡杯浓茶,后收集各国通讯社的新闻,接着摘编,写成数千字的内参要闻,这是当年专供中央高级领导参考的大参考1984年,年过半百的他被派往意大利任首席记者,他的专长是英文,后又脱产学过法语,抵意大利后,冯彬又突击学习意大利文,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,并出色完成了工作。身为老资历新闻工作者,他从不摆谱,不以老资格自居。2005年,他荣获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》纪念章,他连说:很惭愧,很惭愧……我到新四军时已是19457月,而8月日本就投降了。每当他获得荣誉或称号,他总说:惭愧。退休前,单位曾为他申报特殊津贴,被他的算了谢绝;他曾和新华社同事合译出版了《克林顿》一书,离休后伏案又翻译了曾获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文长篇小说《蒂波的一家》,2001年,中国翻译家协会因冯彬同志长期从事翻译工作,成绩卓著,特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,我们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才发现这一《荣誉证书》。前几年,家乡政协要编《江北之骄——名人录》,让他填表,又是一句算了谢绝。他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优良品德,继承了冯家的家风,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
  ■ 奥松冯宾符

  祖父去世时,叔父冯宾符才17岁,他的年龄比父亲小13岁,我们侄辈用慈城话称其奥松。有意思的是他常以奥松为笔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。奥松出生19个月时,能认四五十个汉字,还有一些字口不能言,以手指之……对此,祖父以错易颠倒历试弗爽,亦可谓小时了了矣诗句纪之。

  奥松13岁在上海澄衷中学求学时,因讨论抗日救国(皇姑屯事件后)、反对校方压制民主而被开除,不得不到效实中学继续学业,历时五年高中毕业后再到商务印书馆《东方杂志》编辑部任校对员,期间受到主编胡愈之先生的指导与引导,奥松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。1934年,奥松追随胡先生,参与创办《世界知识》杂志。《世界知识》的使命是为苦闷、彷徨的中国青年开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。而写世界与论世界,必定了解世界、研究世界,奥松就从了解、研究、写、论系列过程中,积累知识,逐步培养、炼历自己的分析能力而成为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。

  抗战期间,奥松没有随《世界知识》社离开上海,而是留守孤岛上海。那时的他广泛联系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,与赵朴初、许广平、雷洁琼等成立秘密的星期二聚餐会,讨论时局,还参与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一书翻译,整理编辑了二十卷本《鲁迅全集》。期间,他曾任教于上海麦伦中学、储能中学,在学校安排的每周周会上向全校师生作时政报告。奥松注意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;而对探索真理的学生则用个别交谈、介绍进步书籍等方式,以引导他们走向光明。

  抗战胜利后,奥松先后主持了党领导的上海《联合日报》、《联合晚报》工作,也参与了商谈创办《解放日报》事宜。1949年,上海先解放苏州河以南地区,由于在我家的地下党与申报馆人员会晤商谈一事,党把主编临时报纸的紧急任务交给了奥松,奥松等进驻申报馆,连夜赶印了《上海人民》报,时为上海市民竞相争阅的一份欢庆解放和宣传党的政策的报纸,几天后《解放日报》正式出版。

  1950年,《世界知识》社迁京,奥松先后任副社长兼秘书长、总编辑和社长兼总编辑。与父亲一样,奥松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,但他锲而不舍的刻苦自学精神,被现任《世界知识》副总编辑姚东桥评价是我国国际问题领域的拓荒者,也是我国现代杂志编辑的先驱。

  虽然父亲与奥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,而关系比同胞兄弟还要亲,记得我们小时候喜欢父亲写字台的一个抽屉,因为那个抽屉里存放有奥松、奥婶的结婚喜帖,是由父亲以冯贞胥名义发出邀请,印制得很漂亮、很精美。无论在上海,还是在北京,我家和奥松家总是住得比较近,往来始终密切,大多是奥松到我家,兄弟俩边慢慢饮黄酒,边聊。奥松嗜烟,他的烟瘾缘于他的不停写作。在我家,奥松多次向大家宣布:我已戒烟了。侄辈们追问:戒烟,多久了?奥松的回答是已有几个小时。此话一出引得哄堂大笑,没隔多久,奥松就会讨抽香烟。

  不幸,奥松确诊患病,先是北京误诊,后在上海才确诊是直肠癌。1963年在北京医院做了手术,又在杭州疗养了一个时期回京恢复工作。后来奥松住进北京医院,期间父亲并没有去看望过他,但心里总惦记着。母亲等人了解父亲的心思,大家轮流去医院,回来就向父亲汇报详情。一次,别人去看奥松,父亲随同前往,却坐在医院对面的东单公园里等,他受不了医院里那种压抑的气氛,怕见被癌症折磨的奥松,怕自己情绪失控。父亲对奥松的离去有思想准备,但真的得知奥松去世,他在家还是坐立不安、悲痛难忍。自然他是不会去参加遗体告别的。母亲等一直护送奥松到八宝山。记得我读了父亲当天在日记中所写的心情时,我的眼泪也禁不住汹涌而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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